世界上最大的5G网络
2019年,中国工信部向运营商发放5G牌照,开启了5G商用元年的序幕。同年,三大运营商官宣5G套餐资费,中国5G商用进程全面开启。
当时就有外媒指出,这标志着中国在成为科技超级大国之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英国广播公司(BBC)更是直接以“中国推出‘世界上最大的5G网络’”为题报道了中国5G发展情况。
5G牌照发放后,中国5G网络建设驶入“快车道”,中国加速进入万物互联时代。
这年7月,摩纳哥成为全球首个全境覆盖5G网络的国家。在此过程中,中国公司成为摩纳哥最可靠的合作伙伴之一。
而此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世界看到了中国5G布局的前瞻性。
2020年,路透社报道指出,“疫情期间网络负荷爆满,中国经受住了这一考验,网络适度超前建设显然功不可没。这也让大家尝到了5G网络的甜头。”
香港《南华早报》文章认为,疫情暴发后大量用户需要更快的网络连接和低延迟来支持多种应用,比如直播和远程会议,中国5G移动服务行业的长期发展将得到加速。
宽带发展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移动宽带用户使用移动宽带网络访问互联网时的综合平均下载速率已达到59.34Mbit/s。而这一数据在2017年还不足20Mbit/s。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来之不易的5G引领
这片数字生活的“新天地”,是中国人闯出来的。
曾几何时,中国移动通信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落于人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动通信每10年就会出现新一代革命性技术。但起步的1G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
有报道对5G之前中国的移动通信技术做过这样的梳理:1987年,中国正式进入1G时代,“大哥大”的造型深入人心,但核心技术和标准被外企牢牢掌握;1994年,2G在中国落地,发送短信成为可能,手机也越来越平民化;2009年,工信部发放3G牌照,更高的带宽和更稳定的传输速度让移动互联走入现实,国产手机顺势而起;2013年,4G牌照如期而至,中国自主研发的TD-LTE标准得到了广泛使用,催生了移动支付、短视频等全新业态。
从“3G突破”“4G同步”到“5G引领”,这十年,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终于完成了从“追赶”到“引领”的历程。
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占比达到38.2%,5G行业应用案例已累计超过2万个。
在当下的中国,5G正与万物互联:5G+工业互联网、5G+教育、5G+医疗、5G+农业、5G+交通运输、5G+能源、5G+VR、5G+AI……
国外网友艳羡的5G生活
5G技术在中国覆盖范围之大,也令国外网友艳羡不已。
2019年,在YouTube平台,一则视频“云南偏远少数民族脱贫”(Remote ethnic group rises above poverty in Yunnan, China)获得好评如潮。其中记录了中国少数民族独龙族生活的今昔对比。
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云南独龙江乡,深处峡谷,自然条件恶劣。新中国成立初期,独龙族“一步跨千年”,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世界步入数字时代,独龙族还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吗?
不少网友在视频中发现,这么偏远的村庄居然有5G,很多人表达了羡慕之情。
2019年至今,以5G技术填平“数字鸿沟”的努力一直在持续。今年7月,独龙江乡6个行政村实现5G网络全覆盖。电商、直播带货这些数字时代的产物,正逐渐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活跃在短视频平台“三农”领域的博主,在中国越来越多。
这有赖于十年来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发展。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5G基站开通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全球第一。截至7月底,全国建成开通5G基站196.8万个,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和96%的乡镇镇区实现5G网络覆盖,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4.75亿户,比2021年末净增1.2亿户。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巨变——雕塑作品展”中,一件名为《5G时代》的雕塑记录了当代中国乡村数字生活的具体瞬间——两位老人开心地坐在村头的石磙上,高高举起手机,与远在他乡的亲人视频通话。
当然,被一起定格在雕塑中的,还有这个时代独有的中国5G印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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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旱作农业源自何处?专家称至少包括黄河西辽河两个起源中心****** 资料图:刘国祥研究员在第六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上做报告。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新网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孙自法)农业起源和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一道并称为考古学研究的三大课题,其中,农业包括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中国旱作农业如何起源、从哪里起源等问题,长期以来在学界有一定争议,也备受关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看来,中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资料图:内蒙古敖汉旗一处小米种植基地。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赤峰市及敖汉旗政府等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12月27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刘国祥以《敖汉旱作农业与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为题作学术报告指出,传统观点认为,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旱作农业的发源地,但西辽河流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炭化粟、黍遗存等发现,引发出关于中国旱作农业起源问题的新思考。 刘国祥说,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西辽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具有脆弱性、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会使人类具有食物短缺的压力,当地的草原生态系统虽较为干旱,但河流仍能提供充足的水源,加之粟、黍的生命力顽强,完全具备农业发展的条件,非常有可能催生原始农业的产生。因此,中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从考古学文化视角,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历经小河西文化时期(距今约9000-8500年)的萌芽阶段、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约8200-7200年)的形成阶段、赵宝沟文化时期(距今约6700-6400年)的发展阶段、红山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5000年)的成熟阶段、小河沿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4000年)的过渡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3400年)为鼎盛阶段。 资料图:内蒙古敖汉旗展示当地小米磨制过程。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他建议,今后应继续加强田野考古工作,围绕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以河流为中心,系统获取土样,通过炭化籽粒建立当地旱作农业系统谱系,加强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延续。 刘国祥表示,兴隆洼文化兴隆沟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粟和黍,经中外三家不同的碳十四实验室年代测定,证实兴隆沟出土粟的年代距今约7650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小米实物遗存之一,也是唯一经过精确年代测定的最早的小米遗存,表明当地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起源地。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教授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考察,也得出欧洲小米是由中国西辽河流域最早栽培并由东向西传入的研究结论。“考虑到兴隆沟遗址所处位置,其很有可能是小米向欧洲传播的起始点”。 即将到来的2023年已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小米年”。刘国祥认为,“国际小米年”将提供机会引导政策关注,从而为敖汉小米等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起点。同时,“国际小米年”也将推动对旱作农业考古文化更深入的研究、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